1971年的八月，妈头一次那么认真的洗净了我身上的污垢，然后我穿着哥哥姐姐“改装”的衣服走进了学校。尽管妈和大我四岁的姐姐在我身上使尽了浑身解数，但我知道，除了“贫农”的家庭成分，在那群孩子中我仍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。
老师那年二十岁左右的年纪，人长得很漂亮，最明显的标志是梳了两条过腰的大辫子。后来，“x大辫”就成了老师的另一个名字。
从小学到大学，我的老师林林总总有十几位之多，走向社会有师生之谊的人就更多了 。可像姐姐一样疼爱我的只有她。老师可以不顾同事的面子为我争取学校的每一项荣誉，也可以不顾身份的找欺负我的高年级同学算账。也许是“恋母情结”、“恋姐情节”、或者说是“恋师情节”在作祟，老师离开我们后，那个始终走在年级前面的“一年七班”、“二年七班”、“三年七班”很快就成了“头疼班”的代名词，直到小学毕业，也没有一个老师能把我们再牵回以前的路上。
老师的教师生涯只有短短的三年。可这三年却给了我二十年的压力，那二十年我一直谋求着怎样带一身光环去延续老师的教师生涯。这期间老师说不清多少次打探我的消息、寻找我的踪迹，但我都远远的躲开了。
1993年的夏天，我捧着《我的中国情人》敲开了老师家的门，老师问：你找谁？我说我是你教过的一个学生。老师说出了三个名字但都不是我。我耐不住性子对老师说：您看看这本书作者的名字好吗？老师翻着那本书，眼神先是警惕，然后疑惑，最后迅速被泪水笼罩了：死小子，最好你一辈子别来见我......
和老师一直走得很近的一位女同学已经开上了奔驰，但她始终无法取代我在老师心中的位子。十年前的一天，老师一个电话把我招到了她的办公室，她面红耳赤的对面前的一位老先生嚷道：你说你也当过老师，你也把你的学生叫来一个我们比比?这是我教出的学生，而且还是辽宁最年轻的作家！
2013年5月的某天，我们四个同学和老师坐在了一起。她拿出一张做人的“座右铭”送给我，然后一如四十年前的某个日子，考核着我的答案；再然后就是不厌其烦的叮嘱我：一定要快乐起来。这位老师教我三年却牵挂我四十年。她姓李，讳红丽，仅大我一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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